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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可辛:我拍公益题材电影,并非为了社会责任

编辑:美玉   发布时间:2016-02-03 16:43   来自:腾讯网

  自幼随父亲在电影片场长大的陈可辛,希望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刻,仍能在片场工作,直到被死亡悄悄接走。

  在北京国贸附近一家酒店的高层露台,陈可辛穿着一身休闲西装,牛仔裤脚挽起,脚踩一双帆布鞋,脚踝在零度左右的天气中裸露着。他的目光直视镜头,配合摄影师的每一个要求。风很大,吹起他标志性的斑白头发。

  票房的大风也在时代窗外呼呼地刮。2015年,中国内地电影票房突破440亿,多部国产电影票房突破10亿,香港导演许诚毅的《捉妖记》,更将国产电影票房纪录抬升至24亿。

  同样来自香港的陈可辛,早在10年前就预见内地电影市场的潜力。2005年,他凭借歌舞片《如果·爱》正式进军内地电影市场,获得包括台湾金马奖最佳导演奖在内的29个奖项。

  在商业和艺术中寻找平衡的陈可辛,拨开起初的混沌,惊喜地发现内地观众的观影水平高于香港。在《中国合伙人》《亲爱的》接连取得商业和口碑的双重肯定之后,他对于打造自己风格电影的态度愈发坚定,明晰。

  在筹备新片《李娜》的过程中,他甚至放弃了一贯对使用明星的坚持,目前《李娜》的预算是人民币一亿左右,浮动的部分视主演而定。看了最新一稿剧本之后,陈可辛对三度合作的编剧张冀很满意,他告诉记者,“这是我第一次不是那么坚决,一定要用明星。”

  陈可辛的信心来自对自我的洞悉。拍了20多年电影,在知天命的年纪,他回归了做事的纯粹:“我就是一个讲故事的导演,我只想讲一个真诚、感人的故事。”

 

  李娜的故事吸引我,也令我困惑

  李娜,是目前陈可辛最想讲给观众的故事。

  作为一位具有传奇性、非典型性的体育明星,李娜身上体现的中国80后年轻人的精神,强烈吸引着陈可辛,也令他困惑。他想知道,在中国尚为浓郁的集体主义氛围中,李娜的个性是如何成长出来的。“当每个人都是个人主义的时候,这个国家会是怎样?”

  Q:《中国慈善家》 A:陈可辛

  Q:这次拍《李娜》,你看重的是她身上的哪些个性特点?

  A:李娜的个性,跟传统的中国人是很不一样的。她身上个人主义的个性,代表了整个80后、90后,甚至是00后,代表着下一代。

  我想知道,在一向都是集体主义的中国文化里,一个个人主义的生活方式、思维,出来后会是怎样的状态。当每个人都是个人主义的时候,会是怎样?

  Q:筹备剧本时,你是先找到了方向,比如对80后、个人主义的探讨,正好遇到了李娜,还是从李娜身上总结提炼了这样的主题?

  A:每次不一定。我没有很刻意去想80后或怎样,创作很多时候不可能是那么清楚,知道每一步路,都是摸着石头过河。

  为什么李娜这个题材吸引我,原因可能就是我在生活中看到的、感觉到的东西。你生活在一个地方,肯定会有一些感悟、疑惑,对我来讲,无论那个故事是怎样的,情节多有趣,到最后拍戏时,产生冲动去做,肯定是跟你生活里的一个疑惑有关。

  在不同的年龄,我会有不同的疑惑。

  年轻时拍爱情片,基本上围绕着自己的困扰都是情感问题,到了年龄大一点,无论是亲人离去,对死亡、对长大、对童真失落,都是在不同阶段的疑惑,肯定会影响到电影的选材。

  Q:拍摄《李娜》,对你的吸引或者说你的疑惑是什么?

  A:有一次我跟编剧张冀聊天,他也是对社会特别关注、有人文关怀的人。他一直觉得李娜是一个非常好拍的作品,她的个性,她的知名度,加上她的脾气,都挺戏剧性,另外,对大家来讲,她也是一个民族英雄。好像这些都有了。

  一开始我没有那么关注,因为我毕竟不是内地人,有些事情我看得没有那么透。我每天也要面对80后、90后观众,我也要调整,怎么使我讲故事的方式不会落伍,不至于他们没感觉,这也是我的困扰之一。

  但在个人主义的理解上,我没有那么大的落差,我本人是60后,但我也是在个人主义的氛围里长大的,我是非常相信个人的。

  跟编剧越聊,越感觉这个东西是对的,就决定去谈版权。据我所知,也不止我一个导演在谈这个事情。

  谈的时候,正好是李娜准备把自己的书(《独自上场》)的版权给人家去拍电影。最后为什么谈得下来?除了大家投缘,聊过天,碰过面,但是也是通过经纪公司,我的美国经纪公司和她的美国经纪公司,是合并的。我觉得这是个机缘而已,到最后还是得李娜对导演认可。

  Q:你对李娜印象最深刻的一点是什么?

  A:一个挺真的、去表达她情绪的人。

  这是我很认同的。虽然我不是脾气很大,也不是很会发飙,但是传统中国人一些待人接物的礼貌,其实有点虚,永远看到表面,看不到情绪是怎样的。

  Q:直率。

  A:直率。这肯定是第一个印象。

  当那么一个有名的人,在公开场合里,对媒体,对大众有这样的情绪表达,是非常有趣的,尤其是在中国,这肯定是第一个吸引我的。

  Q:之前你拍戏,都会启用明星拍摄,这次选角也是一样吗?

  A:这次真的不确定。在明星和非明星之间,我一向尽量用明星,因为会使得更多观众到电影院。毕竟电影还是要多与人沟通嘛,用明星,也可以用得好。我并不觉得用明星,就是对作品的出卖,损失了作品本身。

  这次谁演李娜,观众可能都不会买单,因为谁演都不是李娜,她人还在,还那么年轻。

  但是我觉得用了明星,除了不是李娜之外,还会多一重“她是谁”,就是一个有名的明星,对观众看电影来说会产生双重障碍。

  到现在只能说还没确定走哪条路,但确实这是第一次不是那么坚决,一定要用明星。

  Q:那你的底气是什么?靠故事题材把观众吸引到影院吗?

  A:除了李娜本身的号召力,电影怎么拍得好,还是取决于剧本写得好不好。

  前面一直都没弄好剧本,一直不敢作这个决定。最近出了一稿剧本,我心里有底气了。有了这稿剧本,我就可能不一定用明星。

  Q:你对演员的选择往往很精准。

  A:其实我也没有答案,我自己在琢磨,也不是没有失败过,但是几率比较低。

  可能是我跟演员的沟通是一个很开放的状态,我没有一个很固定的框架,很多时候,我在演员跟角色、跟我调度之间,放了很宽的地方,使演员能够很舒服地表达自己。当他能很自如,回到他最真的一面,我愿意把角色、把剧本修改。我不会强迫他进入我的模式,反而是我去迁就,使得他能达到最好的状态。

  对剧组工作人员来说,这样做很辛苦,但最后是值得的。在银幕上,故事、剧情都重要,最后那一关,是演员的表演跟观众的交流,那是最后令一个电影成功最重要的东西。

  Q:导演过程中顺着创作的感觉走,你有这样的把握,是相信真诚本身的力量吗?

  A:我觉得交流的最后,可能会找到一个比你原来更好的东西。

 

  电影要非常纯粹,纯粹就是要感动人

  陈可辛从不把自己看成是一个有“社会责任思维”的导演,他反复跟记者表示,自己只是一个“讲故事”的导演。但他的电影产生的社会影响力,远超一时一地。

  《甜蜜蜜》曾是1996年美国《时代》周刊评选出的世界十大影片之一,因为涵盖的社会内容丰富,该片现在仍是内地各大高校影视赏析课上的经典案例。《中国合伙人》上映后,也曾激发了全民对创业话题的热烈讨论。

  这一现象在《亲爱的》上映后尤为突出。2014年10月,影片宣传期间,主演黄渤微博上帮助孙海洋(片中张译角色原型)寻子的信息,转发3万次,另外一条关于打拐信息平台“宝贝回家”的推广,转发量达38万次。同期,全国人大常委会议审议刑法修正案(九)草案,对收买被拐妇女、儿童罪做出修改,此类行为一律属于犯罪。

  因为看完该片引发共鸣,影片上映一年后,一位24岁的四川小伙,藉由自己4岁时的记忆,在公安机关找到了自己父母的DNA,被拐20多年后亲人得以团聚。

  同题材电影《失孤》,因为《亲爱的》一片的良好效应,隔年上映后同样引发口碑热议。

  Q:你的微博转发了一条消息,有人把孙海洋的寻子信息二维码印在了亚洲大酒店的餐具包装上。很多人也在微博上@你同类消息,这是你拍片时想要承担的社会责任吗?

  A:完全没有。我曾说过,我不是一个非常有社会责任思维的导演。

  对我来讲,我觉得电影要非常纯粹,纯粹就是要感动人。不同导演有不同的理解,有人认为电影就是对社会的思考,这也是一个很纯粹的东西,因为他就是这样。

  我喜欢看电影,每个导演都是拍自己喜欢看的电影。其实你是怎样的观众,你长大就希望变成那样的导演,我只能重复我观影的感觉,我希望把感觉传递给观众。

  Q:你希望观众都有像你一样的观影体验。

  A:对。我不喜欢动作片、特技片,从小就这样。我就喜欢一些小情小趣,跟我生活有关的一些东西,看了之后会感人,或者使我有一定的思考,有一定的共鸣。我一直拍戏,用同一个宗旨。

  拍《亲爱的》,是我看了一个纪录片,情节非常不可思议。从情感上,思考上,都给我很大的感动,觉得非常需要把它拍成一部电影。这部纪录片,跟后来观众看到的电影一样,结构比较像。

  我不是每天去关注微博,关注社会议题,只是那个东西感动到我。身边很多朋友都是大V,他们觉得这是非常大的社会议题,跟我说了之后,我说我还真没有这个想法,纯粹是觉得故事感人。

  但问题是,故事感人,和我作为社会的一份子,我感觉这是共通的。要是我特别有社会意识,有社会责任感,会影响到拍摄,在艺术表达上会有不够纯粹的地方。当你有一个主议题之后,当电影不够纯粹,观众会感觉到。

  观众最不喜欢看你跟他说教,当你进入那个状态,跟观众已经是背道而驰了。

  一把观众推出去,这个电影就完全达不到社会意义,反而有些时候,没有那么强烈的社会意识,可能会使到这个电影更好看,更好看可能也会使得结果更有社会意义,这是很矛盾的。我只想讲一个真诚、感人的故事。

  Q:电影上映一年多来,有关注到更多被拐家庭,为他们去做一些事情吗?

  A:有一点,不算多。因为我也不是那种大V,也不至于影响那么多人。我能做的就是拍电影。

  其实我想说,要是电影能达到这样的效果,我就继续做我的本分,拍好我的电影,不是去做慈善家,因为那不是我的强项。

  我只要拍好看的电影,像《亲爱的》这种社会议题,也挺好,但是我发觉,我再找一些社会议题,再找一些电影,可能又不纯粹了。我会尽量使得自己在拍的时候,还是聚焦在故事情节感人跟戏剧性上,而不是把议题放在前头,我现在也在尝试去找。

  Q:应该也有其他社会议题找到你吧。

  A:因为我也是爸爸,小孩肯定是对我来说最触动的议题,因为小孩子就是未来。

  尤其是当我对80后、90后、00后有困惑时,我突然看了一篇《经济学人》上的文章,讲留守儿童,我看了完全就傻了。

  90后、00后,我一直以为“一孩政策”下出生的孩子都是被宠坏的小孩,但其实我们有三分之一的孩子是留守儿童。这个议题我挺想拍的。

  但是我还没找到故事。我问一些朋友,他们很多在捐学校,他们告诉我,捐那么多学校是没用的,因为没有人教。我才了解到,他们的学校,60%都是留守儿童。我非常希望做一个跟这个有关的东西,纪录片也好,在里面能找到一些感人的故事。这是我现在在想的事情。

  Q:拍电影,对你来说是讲一个具体的故事,但是大家能够看到背后一些东西,会产生思考。

  A:因为电影是现在最通俗的一个文学,大家能够看到,影响力也够。

  电影一向有这个功能,看电影只是两个小时的时间,比看一本小说都简单,而且给人的感觉是娱乐,不管这个娱乐是开心的,或者,哭戏也是娱乐,情感的抒发。电影是观众最不会觉得说教的一个形式。

  电影够好看的时候,观众自然就会关注到一些问题。

 

  关于龟和兔子的自我审视

  陈可辛很少参加应酬,工作之外,他自认朋友不多。一直以来,他用拍电影的方式认知世界,也梳理着自己。

  陈可辛1962年生于香港,8岁举家移民泰国,18岁到美国留学,21岁回到香港,给吴宇森的电影做监制,开始了电影生涯。

  成长期动荡漂泊,陈可辛从来不把自己看成是社会的主流,他坦言自己很容易长成一个问题少年,但因为和爸爸关系很好,家人给的安全感十足,虽然在外界时常处于边缘,但内心极少产生愤怒和不公平感,思考问题更倾向乐观的态度。

  这使得他对人性有更多的包容,“每个坏人,站在他的角度,他一定有他的合理性,觉得对方坏。”这也是《亲爱的》故事结构最让他感兴趣的地方,“让我看到所有的事情都有两面性。”

  推出《中国合伙人》《亲爱的》,以及正在筹备的《李娜》,陈可辛被视为“最接地气”的香港导演,他对题材的敏锐度,甚至超过很多内地导演。在飞速发展的中国当下,陈可辛认为,就算是内地人,也不一定能理解这个社会,只有“多看,多听,多聊,去了解”,保持内心的敏锐度。

  Q:在你的年纪,还在专注做导演的人不多。

  A:有人生出来,就有一个工作。我是幸运的。

  有些人是找不到他的专长,我是很幸运一下子就找到了那个东西。也可能不是,是因为我做了三十几年,它已经变成我的专长。那么我觉得我的专长就是这个,我把它做好了,就很好。

  很多时候,每个人把自己做到最好,这个世界就很好。

  Q:我感觉你在跟自己交流的过程中,认识和发现了世界。

  A:可能是。我从小就很清楚,我要拍电影。我的爸爸是导演,从小就跟他看电影。他的影响肯定是最大的,我跟他的关系从小就那么好。

  我进入电影行业之后,又觉得自己不是十几岁就拍东西的天才型导演,我还是比较谨慎,思考所有的方面,慢慢去学做导演。不是说一开始就有了画面,有了镜头,我不是一个画面导演,或者风格很强的导演,我就是一个讲故事的导演。

  Q:你如何看待自己拍电影的半生经历?

  A:我爸爸最后是没有成功的,我想念电影,做电影,也可能有这个原因,从小确实有想出人头地的想法。

  头十年,我觉得自己冲得很快,在香港电影最蓬勃的时候。我真的是这辈子每个潮流都碰上过,包括在香港以及后来拍合拍片。生在不同年代,结果就完全不一样,所以觉得已经很幸运。

  当你活到我这个年纪,有些东西不是一个理论,就能讲通讲遍一辈子,大半辈子。用很简单的比喻,龟兔赛跑。做龟好,还是做兔好呢?我觉得自己又是龟,又是兔。

  我觉得一开始我绝对是兔,后来一段,我觉得自己是龟,现在我又觉得自己是兔,整体还是龟。因为你走了那么多年,不可能是兔,兔就一两年,两三年的事情。

  有几年也不是很顺,在《中国合伙人》之后,就更顺了,在更顺了之后,就不会再觉得是兔了,这两三年,就更清楚、更了解自己的强项、弱项,就更能面对自己,也就更不会太天真去发一些白日梦,去做自己做不了的事情。

  我也是走了很多路。其实没有捷径,你以为你是兔的时候,以为身边的人比你快很多,但那些都是短途,只要你很纯粹地去做,做你专长做的,不管市场是怎样的,不管身边的人是怎样的,你就自己做自己。

  现在都是十几个亿、二十几个亿票房,我觉得我不可能拍十几亿、二十几亿票房的电影,只能拍自己最擅长的,拍自己擅长的就能拍得好。

 

 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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